这些年，梁建章一直在为中国的人口问题奔走呼号。他甚至给自己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头衔——“人口科幻小说作家”。 早在2012年，他就写了一本书叫《中国人可以多生吗？》，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全社会。过了两年，看大家没什么回应，他又自己回答自己，写了一本《中国人可以多生！》。从书名里的问号变成叹号，背后是他对人口趋势的极度焦虑。 他的焦虑并不是杞人忧天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国新出生人口只有792万，已经跌到了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虽然2024年因为赶上龙年，出生人口有过小幅回升，但仅仅过了一年，数据又出现了明显下降。 用梁建章的话来说，三十年前社会上流行的是“超生游击队”，三十年后的今天，大家变成了“不生游击队”。 他甚至设想，只有当社会上生四个孩子的人和完全不生孩子的人一样多，平均算下来每家生两个，我们的民族才能得到正常的繁衍。 他一直呼吁国家尽快出台切实有效的政策，让旅游胜地海南岛充满欢声笑语，让北戴河能重新听到婴儿的啼哭。 在生孩子之前，首先摆在年轻人面前的是结婚这道关卡。但现在的数据触目惊心，结婚率确实非常低。2026年上半年相关数据显示，全国结婚登记只有327万多对，比2025年同期又少了20多万对，而离婚数量却在增加。 梁建章观察到，他父亲那一辈家里通常有五六个兄弟姐妹，到了他这一辈基本都是独生子女，人口直接少了一半。而独生子女的下一代，不仅同样往往是独生子女，而且他们这一代结婚的比例还在大幅下降。 很多大城市的女生，各方面条件都挺好，但就是结不了婚；而在农村，情况又反了过来，男孩子找不到对象，还要面对高昂的彩礼。如果连有能力结婚的人都不结婚，城市的社会问题会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。 面对传统婚姻模式遇到的挑战，梁建章提到了北欧国家的一种现象。北欧的结婚率其实也很低，但他们的生育率并不低。那里的很多人不叫彼此老公老婆，而是称呼对方为“partner”，也就是伴侣或者说合作伙伴，这种模式听起来就像企业里的合伙人一样。 大家在一段时间内，共同承担抚养一个孩子的责任，一起分担财务支持和家务劳动，把孩子抚养到十几岁成年。在这些国家，有一半以上的孩子是出生在这种非传统、非婚的家庭里的。未来这种前卫的家庭方式会不会在中国出现？ 它肯定会跟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产生剧烈冲突，但这确实是有待观察的一种新趋势。 抛开婚姻形式，生孩子到底为了什么？梁建章给出了一个非常本质的哲学思考。 他认为，关于爱情有很多种定义，但一个很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：你是不是想和对方拥有一个后代。如果你有了儿子或者女儿，你希不希望这个孩子长得像你的伴侣？这是考量你到底爱不爱对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。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，人的生命终究是有限的。当你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永恒的东西时，基因和后代就是最长久的传承。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着太多的娱乐选择，比如沉迷于游戏，这些活动确实能带来即时的快乐。 但梁建章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感慨，到了他这个年纪，有孩子和没孩子，内心的满足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看着孩子成长，陪他们了解世界，这种属于人类本能的高级乐趣和成就感，其实不比任何娱乐活动差。 既然生育有这么高的情绪价值，为什么大家还是不生？这就不得不算一笔经济账。 梁建章把生孩子看作是一种长期的“投资与回报”逻辑，现在的残酷现实是：生孩子的成本绝大部分是由家庭和父母在承担，但生孩子带来的长期收益，比如缴纳社保、维持社会运转，却大部分被社会拿走了。 站在年轻人的角度，这笔账确实很难算平。一个孩子出生后，一罐奶粉三四百元，托育机构每个月四五千元，为了上学还要拼大几百万元的学区房，一年课外培训费动辄两三万元。这些还不包括父母因为照顾孩子而牺牲的职业发展空间。 在过去几十年前，大家结婚可能就置办两床被子、一个搪瓷盆，住房有单位分配，托儿所一个月只要几块钱。虽然收入不高，但预期的生活是稳定的。 现在的年轻人，背着二三十年的房贷，随时面临裁员和降薪的风险，让他们马上承担起养育一个家庭二十年的重任，确实超出了很多人的承受能力。如果仅仅从个人的利益出发，这是一件“得不偿失”的事情。 既然社会是最终的受益者，那么社会就必须站出来买单。梁建章一直强调，中国现在已经处于中等收入阶段，有极强的生产能力，很多商品本身就存在供给充足甚至过剩的问题。社会必须要给钱，无论是通过减税还是直接的现金补贴，必须把生育的绝大部分成本承担起来。 他自己也在身体力行，2025年5月，他在公司内部宣布拿出10亿元设立旅游创新基金，并推行对家庭友好的企业政策，试图减少员工的生育负担。在国家层面，政策也开始发力。中央财政仅育儿补贴这一项就投入近千亿元，按照政策，3岁以下儿童每人每年可以获得3600元补贴。 但这远远不够，因为真正吃掉家庭财富的，是教育的极度内卷。梁建章指出，这是一种没必要的额外负担。中国和韩国在补课时间和补课费用
